顯然摩爾的立場是鮮明的，一元的，堅定的站在反槍支的立場之上，從家庭問題，情緒管理，暴力游戲與影像，暗黑搖滾，種族偏見以及媒體取向等多個預設立場展開后，他又逐次否定了幾乎所有觀點，讓復雜的社會意識形態(tài)和集體潛意識服務于口號，槍支作為文本中的超鏈接被不斷點名，散開各異觀點的敘事，讓立場明晰起來，并最終促使實際發(fā)生改變。摩爾曾說他更希望人們將他當作一名電影制作者而非紀錄片制作者，他華麗的劇情片技巧以及拼貼影像的視聽語言確乎構(gòu)建出一套包裹著政宣外衣的，內(nèi)里卻近似好萊塢模式的娛樂+政治的激情影像風格，在受眾普遍認為政治紀錄片松散觀念在對現(xiàn)實做徒勞自反的后現(xiàn)代社會，所謂真相的作用已不再重要，或許只要能為那些暫時處在中立立場中的觀眾提供一種強力有據(jù)的，充分的語境改變他們的判斷，也不啻為“有效”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