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好萊塢時代通過細化和增加復雜度更改好萊塢標準，比如斯科塞斯的偏執(zhí)諷刺，卡薩維蒂的微妙真實，戈達爾則更極致相反，片中的愛情情節(jié)，每每有能夠大書特書生成意義和浪漫的渲染時刻(相愛、相護、相擁、相殺)，都被他刻意攪亂斬斷其生成——“把幾種音樂混同一起故意擾亂聽眾” 祛魅《邦尼和克萊德》式的浪漫，甚至去掉了《法外狂徒》般的瀟灑隨性，獨獨留下那些最激烈而又最能發(fā)散意義之處，稀釋掉所有維度的情感構造規(guī)則(感動、共鳴、心跳、臉紅)，把兩者愛情最大程度自由化，于是戈達爾式的抽象就誕生了——不是高概念使我們無知，而是存在的具象性使我們無從簡單判斷和捕捉意義，太過具象反至無法確認的抽象，這和德國新電影不同 愛情是一種符號，角色首先剝離它的本質，再上演那些原始的不加綁定的演出，就構成戈達爾的無規(guī)則，自由至極